21日，成都某勘测机构经理蓝集全反映，今年2月底，员工丁新义压伤左手大拇指到成都骨科医院治疗，住院13天，丁共接受细分化验67项，其中包括梅毒、甲乙丙肝等测定。“完全不可理解”的蓝经理找到院方，对方回答说这些都是入院病人的常规检查，旨在全面了解病人情况，避免日后发生纠纷。(3月22日华西都市报)

　　病人需做什么检查，本应由病人的病情来决定。而且从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的角度看，医生在做检查前应先询问病人的相关病史信息，征求病人的意见，向病人说明。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给病人安排包括梅毒、甲乙丙肝在内的67种检查，难免让患者产生疑问。手指受伤真的需要查梅毒吗？笔者注意到，当地卫生局表示：医院能不检查就不检查。但事实上，某种疾病到底要不要做检查，做多少检查，往往由医生说了算，卫生部门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患者根本没有话语权。

　　其实，过度检查、乱检查的现象并非个别。3月20日媒体就报道了记者拿绿茶水到杭州10家医院化验的新闻。结果10家医院中有6家对茶水的化验结果为“尿道发炎”，虽然这是记者事先设局考验医院，但医院乱相可以窥见一斑。

　　由于医院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医院在患者面前处于强势地位，患者对医院“潜规则”知之甚少，如果不是检查项目太离谱，恐怕更多被过度检查的患者还蒙在鼓里。或者说他们即使对过度检查有疑问，在掌握信息权与话语权的医院面前也只能选择沉默。

　　在看病贵的大背景下，过高的医疗费本已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医院再来个67项检查，只会让不堪重负的患者雪上加霜。这不仅违背医院救死扶伤的宗旨，更是在逼退医德。且不说有部分医生本身就喜欢从过度检查中牟利。在逐利思维渗透进医疗行业骨髓的语境下，就是正直的医生也会医德蜕变，救死扶伤的医院也难免变色。可以说，过度检查与经济利益驱使、医德缺失有关。

　　而且过度检查也暴露出当前医疗机构的积弊，特别是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积弊。由于政府医疗投入不足，医院被默许了以药养医等创收政策，而监管体制又不健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难免产生利益关联，医院违规成本太低，导致过度检查有恃无恐。

　　应该说，政府与卫生部门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监管部门措施不够强，执行不够严。就连去年参与处理上海协和医院过度治疗案的上海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李力达也承认，“由于每个病人都有独特的个体情况，要证明医院确实属于违规操作具有一定难度”。看来，由于监管没有标尺，连监管部门自身也“无计可施”。监管出现缺位，监管标准又不明晰，过度检查难免泛滥。

　　在笔者看来，要破解过度检查的难题，一方面需要卫生监管部门明确监督规则，对违规医院严格问责，并鼓励群众参与监督，让医院形成过度检查对己不利的概念，借监管机制留住滑坡的医德。另一方面，需要新医改政策加大对医院的投入与补偿力度，减少其对医疗检查、医疗收费的依赖，打开“以药养医”医疗体制的缺口。此外，还要改革医院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医生从“卖检查单”牟利向凭医疗技术和服务获取报酬方面转变。